大昭寺位于拉薩古城中心,始建于公元七世紀中葉。當時第三十三代吐蕃王松贊干布在位,為吐蕃王朝強盛時期,公元641年松贊干布與唐太宗之女文成公主通婚。公主進藏帶有“釋迦佛像、三百六十卷經(jīng)典……營造工巧著作六十種……”(摘自《中國通史》簡編,范文瀾著)?!肮魍〞哉疾贰敒橥扑悖蛑鞑匮﹪?,為羅剎女魔仰臥之形、倭塘湖為女魔心血……須填平此湖,建神殿其上”(摘自《西藏王統(tǒng)記》,索朗堅參著,1388年成書),故興修大昭寺。
吐蕃以后,又經(jīng)歷代,特別是五至八世達賴期間的不斷補修和擴建,大昭寺的建筑面積增加了十倍以上,壁畫面積達到四千平方米以上。它是保留著“吐蕃”至近期“格桑頗章”期壁畫藝術的唯一較為完好的寺廟。
吐蕃時期
墻上的西藏,即將消失的傳奇
薩迦壁畫:伎樂天
薩迦壁畫:守護之神
在修建大昭寺以前,西藏的壁畫藝術暫無實物可考,故大昭寺的吐蕃壁畫是西藏保存下來的最早的繪畫作品。
大昭寺的中心主殿高四層,上二層為五世達賴在公元1642年以后所建,唯一、二層保留著吐蕃時期的作品。居主要位置的“釋尊殿”供奉著文成公主當年從長安帶來的“尊者釋迦牟尼像”,歷經(jīng)幾鍍金身,至今雍容華貴、金碧輝耀,東供堂里有祖孫三法王、二妃及大臣吞米桑布扎、祿東贊的泥塑彩像(祖孫三法王:史家稱松贊干布、赤松德贊、熱巴金三藏王的總名。二妃:文成公主和尼泊爾尊尼公主);北供堂有修建此寺的第一尊千手千眼觀音塑像……。這些塑像手法古樸渾厚,實為吐蕃時期的作品。此處梁、柱、桁椽、門框上滿飾飛天、人物、飛禽、走獸和葉蔓花衍等浮雕彩畫,稚拙天真,帶著濃郁的犍陀羅藝術情調。
登上二樓,便可看到吐蕃壁畫的真跡:東面的“曲節(jié)祝波”。譯為“法王石窟”(法王:對一些崇信佛教的古代藏王及高級僧人的敬稱),據(jù)說是歷代法王念經(jīng)修行之地。呈正方形、墻面約五十平方米,東北壁毀去大半,所存部份繪有大型“壇城”,凡空隙處畫以妙音菩薩、密跡金剛、葉衣母等密宗佛像。畫面用黑色鐵線勾勒,形式自由、風格淳厚。巨型圓輪,旋轉中的五彩火焰,金剛杵墻,大海,姿態(tài)各異的密宗像,以及帶著犍陀羅式的卷草花蔓,構成了獨特的旋律和節(jié)奏。而這一切又是安置在黑色的底墻上,既強烈又深邃,好象在漆黑的夜幕上呈現(xiàn)出的各種神秘物象,為密教的學說增添了詭密、恐怖的色彩。犍陀羅以及笈多藝術的某些特點在這里得到了充分表現(xiàn)。而在線條的運用與組合上,尤其是飄帶的勾勒又與中原地區(qū)的唐代壁畫相近。據(jù)一些學者分析,這是受中原文化影響更多的赤松德贊時期,即公元八世紀中葉所繪。
在“曲節(jié)祝波”經(jīng)堂外墻,即二樓的東北壁上,殘存著文殊、觀音、綠度母、不動佛、千佛及諸供養(yǎng)天等,構圖簡練,多用青、黃、赤、白四種根本顯色繪成(佛書將青、黃、赤、白四色稱為一切顏色的根本)。人物造型幾乎全裸,僅以梵繩、八寶為莊嚴(八寶:五佛冠、耳環(huán)、項圈、大瓔珞、手釧、手鐲、腳鐲、珍珠絡腑、寶帶,稱為八寶,謂之大飾)。主尊畫得較大,多直線。上下左右的諸天、脅侍菩薩畫得較小,多曲線。
如東壁上的“觀世音”,為不動佛的右脅菩薩,呈“金剛杵式”站于蓮華之中(金剛杵式:為脅侍菩薩的立像標志,其狀二頭尖中間細形如金剛杵),上身與肩向左傾斜、隨著腰和臂部的曲線,下身微妙的向右扭動,是如此自然而輕松。再看四肢的安排,右手彎曲置于胸前作施愿?。ǚ鹣瘛⑵兴_像的一種手勢標志,還有降魔印、禪定印、施無畏印等),左手垂直向下,手腕向內幾乎成九十度翻轉;右腿拉緊直立、左腿微微彎曲,呈欲邁步之勢。就這樣上、下、左、右在線條與動態(tài)上形成對比,但從斜線上分析,左手和右腿,右手和左腿又相互呼應與協(xié)調,這一切來自對生活的熟悉、了解與夸張,一張一弛,“寓剛健于婀娜之中”。觀世音在欲動不動之中顯示著她的風韻與神彩。還應該注意的一點是身上的纓絡臂釧,全用瀝粉凸繪,極厚實而有份量、在和裸露肉體的對比中,更加襯托出肌膚的豐腴、細潤,即使歷經(jīng)千百年的風塵,但她仍在殘壁上洋溢著青春與生命。
再如被框在長方構圖中的“獅子吼觀音”,二足稍展,足脛左上右下、一盤一屈、謂右舒展蓮花跏趺。隨腰部的曲線,上身自然向左傾斜,左手支撐地面,剛好托住重心,右手輕松搭在腿上。著力點合理準確,章法嚴謹扎實,造型落落大方,毫無浮夸之勢,盡管面部殘毀,仍保留下優(yōu)美的儀態(tài)。而在北壁上的度母殘像,上身同樣向左傾斜,但彎曲的身體及微微倒向右邊的頭部,呈中印度藝術造型中慣用的“三折肢式”,這樣不僅使重心在運動中求得穩(wěn)定,而且還增添了婀娜嫵媚之態(tài)……。和“曲節(jié)祝波”內的壁畫比較,更為簡潔明確,受外來藝術的影響也更大,可能是因為修建大昭寺時,“召致甚多尼泊爾之巧善工匠所建筑者”(摘自《西藏王統(tǒng)記》)。
從這些歷史久遠的吐蕃壁畫進行分析,可以得出四點看法:首先,這些壁畫是依附于宗教、并緊密地為宗教服務的佛教藝術。第二,除文成公主、金城公主從中原帶來了大量的漢文化外,“吐蕃也從泥婆羅(尼泊爾)、天竺吸收文化養(yǎng)料。例如建筑、雕刻和繪畫、都直接受泥婆羅的影響”(摘自《中國通史簡編》),但在藝術上還沒有獨立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風格。第三,早在一千多年以前,西藏的壁畫藝術就能準確地掌握人體的結構、比例,并善于利用各種優(yōu)美的動態(tài)、飾物來表達對象的神態(tài)“以能引彼眾生之愛敬心”。第四,從佛的造型、手印、莊嚴標志分析,是以佛教儀軌為依據(jù)。如此成熟的表現(xiàn)形式絕非西藏的原始藝術,故遠在此以前,西藏的繪畫藝術就應有相當?shù)幕A。
“格登頗章”時期
自吐蕃王朝瓦解,又經(jīng)薩迦王朝、帕莫竹巴王朝、噶瑪王朝,整整八百年。在公元1642年蒙古親王固始汗率軍推翻了為期二十四年的噶瑪王朝,擁五世達賴為全西藏的宗教領袖,建立“格登頗章王朝”。從此黃教勢力迅速發(fā)展,黃教寺院大量擴充和增建,而依附于宗教的西藏壁畫藝術也得到迅速的發(fā)展。不僅在數(shù)量上驚人,而且內容之浩瀚更是空前絕后,并涌現(xiàn)出大量的歷史風俗畫。各種畫派的成熟,畫工隊伍的壯大,畫工世襲制的形成,畫坊的建立也就是從這時期開始的。在五世達賴時期西藏的壁畫藝術發(fā)展到了輝煌的階段。
大昭寺在五世至八世以及后來的十三世達賴時期,先后增修了樓房、擴建了外院、壁畫面積增加到四千平方米以上。內容除大量的佛像、菩薩像、傳承祖師像、佛本生故事、吉祥勸善圖之外,還有文成公主進藏圖、慶典圖、固始汗與第巴桑吉加措、五世達賴和降央曲吉、降欽曲吉等一批歷史風俗畫。這些畫具備兩個顯著的特點:第一個特點是由于反映的是歷史生活,是佛教儀軌里沒有涉及的題材,所以完全靠民間畫師去想像,去積累、去創(chuàng)作,構圖、形式都較為自由,尤其在一些情節(jié)的描繪上,更是傾注了作者自己對生活的感受與理解,具有較為濃郁的生活氣息。第二個特點是如果說西藏早期壁畫善于在動態(tài)中顯示佛的神采,那么這時期的壁畫則長于通過面部來表達人的感情。注重于五官、年齡、特征的描繪,而這一切必然是來自對生活的熟悉和觀察,所以,盡管在畫面上帶著很多神話和理想化的色彩,但卻無法掩蓋這種極為明顯的世俗化傾向。如二樓壁畫對蓮花生妃子益西措杰的刻劃;碩長而結實的臉龐、直挺而略帶勾形的鼻子,以及眉眼的造型,完全取之于藏族婦女的特征,盡管坐以月輪、持以顱器、襯以背光,但仍無法阻止我們對生活中平靜、溫和婦女的聯(lián)想。
在“固始汗與第巴桑吉加措”一畫中(第巴:管理西藏一切行政事務的大臣。桑吉加措為第五任第巴,為期二十四年),固始汗眉眼下垂、鼻梁寬大、嘴唇緊閉,但嘴角微微上翹,顯得含蓄深沉。再加上五官集中,顴骨突出及富于個性的胡須,不僅結構畫得準確,而且表現(xiàn)出蒙古人的特征,據(jù)說和本人十分相像。而第巴桑吉加措的形象則豐滿圓滿、氣宇昂然,和固始汗的形象形成鮮明的對比。作品不僅刻劃了他們在年齡、特征上的差異,還可看出他們性格和經(jīng)歷的不同。
隨著黃教權勢的強盛以及社會經(jīng)濟的迅速發(fā)展,大昭寺早期簡潔、樸實的壁畫藝術已很難滿足這種需要了,沿歷代的舊跡,歷經(jīng)八百年之久,代之而起的是獨樹一格的富麗絢爛的藝術風格、豐富細膩的表現(xiàn)形式。他們施用大片的金銀色,用由蓮花、山水、走獸及吉祥物組成的背景代替了單純的背景,用各種富麗堂皇的精細圖案裝飾著衣袍、供器,用色彩奪目的珠光寶氣美化著背光。他們再也不滿足平涂的色彩,而是用“二十四次的明暗渲染”(西藏畫工民諺)來豐富畫面;他們不僅在背光里增添上光芒,而且還大膽地從佛的前面放射,或和云霞聯(lián)接一起,冉冉上升;甚至可以讓幾十朵盛開的花卉在長十米、高三米的墻上獨立存在……(格登頗丹王朝以前的壁畫,山水、花鳥、只是作為佛像或本生故事的襯景)。
大昭寺壁畫在風格上是繼承了門當巴·門那屯珠(又稱江央屯珠)開創(chuàng)的“門者”畫風(門當巴·門乃屯珠,山南洛扎縣人,繪畫風格鮮艷絢麗,公元十五世紀以來其風格在前藏地區(qū)廣被采用,并逐漸發(fā)展,自成一家,稱為“門者”畫派):對比強烈、色彩艷麗,被譽為“絢爛的黎明”,是統(tǒng)治著前藏地區(qū)的畫派。而在三樓上還另有“維者”、“舍者”和“那者”三種別致新穎的表現(xiàn)手法。
“維者”“舍者”:前者用銀粉打底、后者用金粉打底,均以墨線勾勒,局部用透明而單純的顏色渲染、突出大片的金銀底色。前者顯得圣潔高雅,后者顯得華麗古樸。內容多為一些平和、慈善的佛像、菩薩像。如:觀音、佛母、供養(yǎng)仙女等,藝術風格極其和諧統(tǒng)一,并帶著濃郁的抒情色彩。
“那者”畫于三樓“白拉覺”經(jīng)堂的四壁,在漆黑的底色上勾以金和土黃線條,局部涂上重彩,給人的印象極其強烈,是一種表現(xiàn)密宗護法神的專用形式。西藏壁畫由于濃艷色彩的強烈對比而減弱了線條的分量,但這種“那者”畫風的靈魂則是線。滿壁飛舞的金線在強烈的對比中顯示著驚人的力量,畫于南壁上的密宗護法神用準確遒勁的鐵線勾成,飄帶的用線略加粗細變化,畫得婉轉流暢、輕盈飛揚,山石用筆頓挫凝煉、足見分量。在疏密關系上,須眉最為密集、飄帶次之,火焰云彩又次之,裸露的身體及腳下的物象僅寥寥幾筆,密聚處不顯零亂繁雜,簡潔處不覺空疏薄弱,安排絕妙。對金的使用也是同樣的道理,如西壁上的吉祥天女,臉和手用金大塊平涂,衣袍用金色圖案密聚,天衣、下裝用金色圖紋散點,環(huán)境則用細金勾勒,就一種金色,可畫出豐富的層次和調子,以不同的亮度在墻面閃爍。
色彩在這種畫里雖用量不多,但卻起著寶石般的作用,尤其白色用得更為提神、紅色供果上掛著的白色法輪;紅花綠葉上托住的白色海螺;由密聚金線組成的吉祥雙斗面前“跳”出的白色酒碗;閻羅王的白須白發(fā)白色脛骨號角……。而這一切都畫在漆黑的底色上,和周圍的線條與色彩參差錯落、層層推進,構成優(yōu)美的旋律與節(jié)奏,形成“那者”畫風獨特的藝術風格。
大昭寺精湛優(yōu)美而獨特的壁畫藝術,是祖國壁畫長廓中一顆絢爛璀璨的明珠,一千三百年來在西藏高原上放射著異彩。(中國佛教文化信息中心提供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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