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藏民歌的起源與發(fā)展

早在西藏文字出現以前，民歌作為口頭文學的民族形式，已經在群眾中廣泛流傳了。藏文產生和運用后，不僅促進了藏民族社會的進步和文化發(fā)展，民歌也因此被文人充分采用而得到豐富和發(fā)展。從發(fā)現的藏文文獻中看，古代藏族人民的語言交流，常用民歌作為表達方式。敦煌古藏文史書中有這么一段記載：蘇毗部落大臣韋·義策和娘·曾古歸順于吐蕃部落首領達日聶司（即松贊干布之祖父），二人在回歸路上，娘·曾古講（唱）：

湯文大河之岸，雅魯藏布對岸；有一人，人之子，實乃天神之嗣；唯天子方能駕馭，唯鞍韉才能馱運。義策和曾古晝藏野豬林，夜入堡寨，業(yè)同盟誓。當地群眾察覺后，唱道：杰士坐騎駿馬，白晝藏于豬林；夜晚潛行堡寨,敵人乎？友人乎？

從這些記載的文字來看，起碼在六世紀的時候，藏族民歌作為語言交流使用，應該說已經很平凡了。但是，這只是在公元六一0年（達日聶司時代），文字尚未產生之時，民間流傳的民歌樣式，是群眾的口頭創(chuàng)作。以直述達意，以樸實見長，談不上更多的藝術手法。

有文字后，情況就不一樣了。民歌開始運用比興手法，更形象更生動，更有藝術感染力了。

以后，著名的史詩《格薩爾王傳》大量采用了“魯體”民歌形式。十一世紀后期，米拉熱巴創(chuàng)作了具有特殊風格的“道歌”?！暗栏琛彪m是詩人之作，卻是“魯體”民歌形式。據史書記載，米拉熱巴少年時候非常喜歡民歌，因此在他的“道歌”中采用“魯體”民歌形式，致使許多詩句在民間廣為流行、傳至今日，是很自然的。將敦煌藏文史書記錄的民歌與米拉熱巴的“道歌”（藏文）作比較，不難看出，從古代藏族民歌發(fā)展至這一時期，文人詩作中的“魯體”民歌形式，變化和推進是明顯的。這是西藏詩歌史上“魯體”民歌發(fā)展的一個新階段。

公元十七世紀初葉，有個叫丁青次仁旺堆的人，改編一出藏戲劇本《諾桑法王》。在這個劇本中，他引用了不少“諧體”民歌。這種民歌形式，不論在格式、音節(jié)和句數上，都發(fā)生了與“魯體”民歌不同的變化，有了很大進步。這樣，就文字記錄依據看，至少在十七世紀以前，就產生了后人稱為“諧體”民歌的形式。十七世紀末，六世達賴倉央加措創(chuàng)作了具有深遠影響的“情歌”，經過二三百年的傳抄、傳唱，已深為群眾喜愛，有的已成為民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目前能搜集到的有六十四首?！扒楦琛钡恼Z言樸至少清新，與現代的“諧體”民歌在形式上沒有區(qū)別，都是運用四句六音節(jié)的“諧體”形式寫成。可以說，倉央加措“情歌”的廣泛流傳，在一定程度上，推動了“諧體”民歌的繁榮和發(fā)展。這在藏族的詩歌史上應該得到充分的肯定。

“諧體”民歌產生于“魯體”民歌之后，從結構和形式來看，“諧體”民歌是由“魯體”民歌發(fā)展而來的，是“魯體”民歌的派生的一支。隨著歷史的發(fā)展，民歌流傳越來越廣泛，而它的形成也越來越趨于完善，語言更精煉，音韻節(jié)奏更鮮明，易記易唱。這就是西藏民歌中“魯體”與“諧體”發(fā)展變化、一脈想承的結果。

西藏民歌經過漫長的歷史發(fā)展和本身的演變，依然具有可誦、可唱并能隨歌伴舞的特點。所以，人們往往一談到民歌，便容易牽連到音樂和舞蹈方面，這是正常的。但有些人常常把民歌與樂曲、舞蹈在概念上混淆。事實上，西藏民歌與音樂、舞蹈是有很大區(qū)別的。按其結構和表達形式分，西藏民歌可分為“魯”（亦稱“古如”）和“諧”兩大類。

“魯體”民歌又分為“拉魯”--山歌和“卓魯”--牧歌。文人詩歌（如米拉熱巴的“道歌”）與“魯體”民歌是相同的，西藏的佛教經文“措魯”也近似于“魯體”民歌?！棒旙w”民歌一般句數不等，有三五六句，多至十余句，每句的音節(jié)相等，一般六至十一個音節(jié)。其節(jié)奏特點是XXX XX XXX ，段與段、句與句之間相互對慶形成相對穩(wěn)定的程式。這種民歌形式應用，早在八世紀的時候就是文字記載，可以說是西藏民歌中最早的一種類型。

“諧體”民歌品種較多。從地區(qū)劃分，“堆諧”棗流行雅魯藏布江上游地區(qū)；“康諧”--流行于昌都以東的藏區(qū)；“巴諧”--即巴塘弦子。從內容與形式來分：“諧青”--頌歌，專在儀式、典禮上唱；“達諧”--箭歌“熱諧”--鈴鼓舞中唱歌“ 諧”--酒歌；“次加”--對歌；“兌諧”（或稱“雜魯”）--情歌，等等，“諧體”一般每首四句，有時六句，但均偶句。每句六個音節(jié)，分三頓，每頓二音節(jié)，節(jié)奏是 XX XX XX

對藏族民歌的稱謂，甘、青、川、藏等省市的藏族地區(qū)各有不同。就西藏來說，各地叫法也有不盡相同的；這僅是方言叫而已，而內容與形式基本不外乎“魯體”與“諧體”之類，在此就不作詳細闡述。